□ 母錫鵬

法藏寺位于大理市鳳儀鎮北湯天村，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（公元1392年）。據明永樂十九年（公元1421年）刻立的《趙州南山大法藏寺碑》記載：“元代趙信苴祥曾主持編輯佛經，送往錢塘印造，運回后收藏于法藏寺內。明軍進入大理，曾將藏經焚毀，后經董賢從大理、昆明等地多方搜集，得佛經數千卷。明永樂年間，明成祖又贈佛經數千卷，也藏于土寺內。”

法藏寺經卷是如何發現的呢？1956年8月，云南省組織費孝通、李家瑞等著名專家在全省進行首次文物普查時，發現法藏寺保存較好的佛經有近3000冊。這些珍貴文物的問世，轟動了整個史學界，法藏寺也因此名揚中外，并享有“北有敦煌，南有法藏寺”之美譽。

經鑒定，這批佛經大多屬于南詔、大理國時的寫本，還有一些宋、元時期的刻本，其中《護國司南抄》是云南省內最早的寫本。另有“保安八年”題記的佛經一卷。“保安”是大理國段思廉的年號，保安八年相當于宋仁宗皇祐四年（公元1052年），是現存大理國除“石城會盟”盟書以外的又一件遺物。部分經卷有“白文”批注，即用漢字記白音，用白語來讀才能理解其意，是研究“白族古代是否有文字”非常寶貴的實物資料。

這些經卷就形式而言，有卷軸裝、經折裝和蝴蝶裝等，還有線裝本；就版本而言，有的是唐宋年間從中原內地傳來的木刻本，有的是大理國以來大理本地的民間刻印本，其余是歷代的手抄本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不論是刻印本或手抄本，這些經卷中大多有“白文”（白語的記音符號）旁注或浮簽疏注。手抄本字體峭拔娟秀，紙質富有韌性，足見當時書法水平之高和造紙業的發達。

經考證，這些經卷的收藏者為大理國開國宰相董迦羅第24代傳人董賢。董賢曾于明永樂十年（公元1412年）六月奉詔進京，九月二十日在武英門謁見皇帝，后在宮中做法事4次，每次7天。董賢被封為“神僧國師”。次年正月啟程返回家鄉，四月回到大理。董賢和他的兒子董壽從京城帶回《華嚴經》《般若經》等江浙刻本佛經1000多卷，藏于北湯天的法藏寺內。

這批珍貴經卷的發現，充分表明大理地區的佛教極為盛行。元代《大理行記》記載：“……家無貧富皆有佛堂；人不以老壯，手不釋數珠，一歲之間齋戒幾半，絕不茹葷、飲酒，至齋畢乃已。沿山寺宇極多，不可殫紀。”

法藏寺已成為研究大理地方史和宗教史繞不開的“地方”，是云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緊鄰法藏寺的“董氏宗祠”，內藏有董氏42代家譜。董賢保護民族文化的功勞被永遠載入史冊。

敦煌經卷被發現后，很快成為學者研究的熱點，并成為一門為世界學者所關注的學問——敦煌學。如果有關部門推動“法藏寺經卷”的深入研究，掀起“經卷文化”熱潮，將對研究白族聚居區的宗教文化具有深遠意義。